油价调整机制的完善路径_油价调整机制没有人反对吗

1.急求关于路径依赖方面的论文

通过学习你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有如下：

1、首先，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加强科技创新，完善创新体系，拓宽技术支撑，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提升社会经济发展效率。

2、其次，要完善市场体系，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完善行业分工和功能定位，科学调整市场机制，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体系，提升市场服务能力。

3、再次，要完善和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完善法律法规，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降低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提高营商环境质量。

4、最后，要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建立健全政务联动机制，构建社会治理格局，增强社会治理能力，改进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改善社会环境，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水平。

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定义的扩展：

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优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确定我们发展的基本路径；畅通国内的生产、分配、需求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循环；促进开放的国内国际循环，使之相互促进。

急求关于路径依赖方面的论文

第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部署，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增长”到“发展”两个字的调整，体现了我们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认识的深化。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通过要素结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和质量改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和模式。通常把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迫求产品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把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管理、改善效益的增长方式，称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更加丰富，既涵盖要素结构的变化，又包括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变化，也包括和生态环境的状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求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又要求从通常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中央历来十分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党的十四大提出，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对增长与发展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筹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调整需求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新的实践。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反映了客观规律，顺应了时代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举措。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要求，实现以下“三个转变”：

一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目前，我国需求结构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较低。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使得居民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消费率的持续下降，还对扩大内需造成严重制约，使得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而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反过来又助长了投资的高增长。因此，无论是着眼于改善民生，还是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收支平衡，都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鼓励合理消费，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调整和健全消费政策，通过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定居民消费预期；通过改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促进居民扩大即期消费。要拓宽服务性消费领域，不断开拓城乡消费市场，继续拓展住房、汽车、通信、旅游、文化和健身等热点消费。同时，要适度控制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合理降低投资率。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使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发挥拉动增长的作用。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既是扩大国内需求的迫切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目前，农民仍然是我国人口的主体，农村是国内市场的潜力所在。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必须更加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开拓农村市场特别是农村消费市场。要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同时，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这是提高农民收入和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

二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近些年来，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都有了很展，但仍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对此，必须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巩固第一产业，做大第三产业，提升第二产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首先，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巩固、完善、加强支农惠农政策，逐步做到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其次，要不失时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在继续发展商贸服务、社区服务、旅游文化、住宅产业等生活业的同时，加快发展综合运输、现代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尽快把服务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再次，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依托重大项目，集中组织攻关，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培育产业集群，积极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现代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环保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抓住结构调整的契机，加快淘汰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煤炭、电力等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工业由大变强。

区域结构是产业结构的空间分布。在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同时，必须优化国土开发格局。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以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为方向，促进产业分工协作，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纽带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格局。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高度重视并逐步缓解区域发展差距问题，促进各地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三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创新取得明显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自主创新不足，转化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不论是从国际科技竞争加剧的趋势看，还是从国内低成本竞争优势减弱的现实看，都到了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

影响我国科技创新的因素较多，但最主要的是科技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取综合性措施。要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大对自主创新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抓紧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要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的主体。要继续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大力提高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充分发挥我国人力优势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实现这一转变，必须把节能减排作为重要抓手。要按照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抓紧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健全节能、节水、节材机制。要大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加快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要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实施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重点工程，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积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三个转变”，主要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和基本途径。加快推进“三个转变”，逐步形成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环境相协调，以及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相协调的新格局，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

第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必须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大的生机活力，建立健全有利于自主创新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科学发展提供制度基础。

一是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财税改革不断推进，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的收入比重有了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结构尚未调整到位，还不能满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实践表明，现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很难避免一些地方不顾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加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进一步界定好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不按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取有区别的经济政策，不消除行政力量干预经济发展的利益动因，国民经济就难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按照履行职责与提供相对称的原则，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围绕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制定和实施差别化的财税政策和绩效评价体系，提高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深化税制改革，引导经济活动主体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国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化，促进了现代化建设。但在国内外金融市场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密切的新形势下，金融体制和结构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日益显现，保障金融安全的任务相当繁重。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着力建设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要扩大资本市场规模，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要深化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改革，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金融企业经营效益，提升金融业竞争力和服务水平。要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及时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金融安全。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国家对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综合协调作用。要抓紧改革和完善规划体制，健全编制程序，完善国家中长期规划和年度的管理和实施机制，形成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统领，各类规划定位清晰、功能互补、有效衔接的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二是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门类齐全、功能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市场体系建设已取得明显成效，但与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主要有加强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解决资本市场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矛盾。改革和完善管理土地市场的方式，经营性土地使用权一律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积极发展人力市场，建立健全市场化的用工机制和服务体系，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健全和完善技术市场，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成果转化。

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不能反映利用和要素使用的真实成本，既不利于节约和保护，也不利于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必须深化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体系，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价格形成机制。当前的重点是理顺水、电、油、气、土地等价格，深化资金、外汇等要素价格改革，稳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社会信用体系是现代市场体系的基础，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规范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要结合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行、产品质量信用记录为重点，通过道德建设、产权改革和法律约束，加快建设社会信用服务体系，健全并严格执行失信惩戒制度。市场中介组织发展和规范水平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程度和现代化水平的标志。要积极发展独立公正、规范运作、市场认可的行业协会和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在行业内发挥应有作用。

三是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平等保护物权，从根本上确认和保障了公平竞争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只有公有制经济始终居于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只有各种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才能始终保持并不断增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和活力。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为着眼点，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对已经引入竞争机制的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进一步分离垄断性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对其他有关行业和城市公用事业等，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对竞争性业务要放宽准入，对垄断性业务要实行国有法人为主的多元化持股。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关键是切实落实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重点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行业准入难、融资难等突出问题，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同时，加强引导和管理，促进企业依法经营。

第三，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近些年来，我们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机遇，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目前，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不断增加，对外开放进入了商品和要素全面双向流动的新阶段。国内外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影响不断加深，经济利益互相交织，我国对外经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国际眼光，加强战略思维，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环境，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优化出口结构，重视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合理进口国内短缺的技术、设备、等产品。

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要进一步提高吸收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更好地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高素质人才和资金。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完善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财税、信贷、外汇、保险等政策。对外投资企业要遵守当地法律，参与公益事业，维护企业声誉和国家形象。

要加强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积极开展国际能源互利合作，推进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完善公平贸易政策，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努力形成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互利互补的关系。

对外开放越扩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经贸利益的问题就越突出。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善于在国内国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在国内国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在国内国际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要适应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建立统筹内外经济的调控和应对机制，更好地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把握关键领域和敏感行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内生性分析

[摘要] 本文从沉淀成本动态角度解释了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原因.我们发现,设其他条件不变,沉淀成本的有无是影响国有企业制度变迁最根本的约束条件.在没有沉淀成本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依靠市场制度(价格信号)进行制度变迁.但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由于资产专用性,制度不完善以及高度不确定性,很容易发生沉淀成本.

[关键词] 国有企业 制度变迁 路径依赖 沉淀成本

[作者] 汤吉军(11-),副教授,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

一,问题的提出

通常,对于国有企业制度变迁问题,大致可以划分两大类.一类强调产权结构调整的,实际上隐含设产业结构合理[1],忽略了体制转型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初始禀赋条件会对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另一类强调产业结构扭曲的,实际上关注了体制转型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初始禀赋条件[2],忽略了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市场不完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阻碍影响,无法看到历史,社会的,政治等初始状况对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约束.实际上,对于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障碍,往往认为企业的规模和国有资产的购买力成为大中型企业改制的最重要,最普遍的制约条件(刘晓玄,1999),也有些学者遵循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交易成本理论来解释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障碍在于交易成本,主要与产权结构调整相关,忽略产权转移的利益损失.虽然关注了工人的社会性负担,并将转产和破产等视为存量调整的主要手段,隐含设资产具有通用性,忽略了资产专用性.张维迎(1999)涉及了经理剩余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即经理的经济性沉淀成本,忽略了工人,经理和所有者的经济性沉淀成本.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解决了工人的社会性负担,为什么国有企业还不能自由退出市场 放弃国有企业产权并不是为了增进企业的效率,而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或者说是为了减轻因补贴亏损国企而造成的财政负担(王红领等,2001).既然如此,追求自身收入最大化的国有企业亏损时为什么不能依靠市场直接出售其生产要素以获得相应的要素收入,究其根本,到底是什么阻碍国有企业这一动态调整过程 在研究国有企业制度变迁时不可能脱离初始条件(历史,社会,政治和地理等因素)的影响,需要超越静态分析,从动态演化角度分析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为此,我们引入沉淀成本概念来探讨国有企业制度变迁过程,解释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二,国有企业沉淀成本产生条件

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由于经济主体信息完全,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处于一般均衡,因而不会发生任何投资成本沉淀,此时企业可以自由进出市场或产业.然而,因经济主体信息不完全,以及面临着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很容易发生沉淀成本.特别是在体制转型时期,产权不清晰,产业结构扭曲,高度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存在,投资成本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而出现沉淀成本.由于沉淀成本概念本身是时间和状态变量,是动态演化分析概念,所以国有企业决策时往往考虑沉淀成本的存在.为了说明体制转型时期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沉淀成本及其对经济主体的影响,我们通过以下四个部分进行分析.

(一)国有企业经济性沉淀成本

首先,是专用性资产形成经济性沉淀成本.投入企业的生产性资产,由于只能用于特定的生产和服务,这样在企业退出某一产业而进入另一产业时,这些资产很难随企业被带入所进入产业接续发挥作用,难以回收投资成本,因而企业面临处置这些资产的障碍.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产业分布相当分散,而且沉淀在各产业中的资产又有相当大的规模,这样就为国有企业退出某些产业带来很大困难.

其次,固定成本转型过程中会形成经济性沉淀成本,它主要包括:(1)离退休劳动力安置成本,企业退出后要给劳动力重新安排工作或重新培训,而这笔培训费用和转移费用往往很高;(2)因企业退出造成终止各种契约所必须支付的违约费用;(3)退出企业职工情绪下降引起的生产经营状况恶化,使企业收益减少等.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在竞争性产业领域的国有企业数量庞大,在这些国有企业理工作的职工更是数以千万计,一旦这些企业退出,能否支付这笔巨额劳动力安置成本,重新培训成本等,将成为国有企业退出某些产业最突出的问题,而且它将成为国有企业从某些竞争性产业领域退出的关键所在.

最后,由于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忽略了简单再生产基础上的扩大再生产,追求低补偿-高积累的政策,很少考虑折旧或者很少考虑简单再生产,往往实行外延扩大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投资成本折旧不够,无法得到更新改造,最终形成很多无法补偿的投资成本.又由于在国有企业中忽略了适用生产技术,往往追求高精尖技术,导致很多机器设备初始价值下降而造成无形损失,也会形成大量的沉淀成本.

(二)原有经济体制既得收益在转型过程中会产生体制性沉淀成本

首先,是来自主管部门和地方获得利益障碍.尽管中央在对待国有企业实施产业重组上态度是明确的,但主管部门和地方仍然会设法阻止所属企业的退出,一方面需要维持自身的声誉,避免出现自我否定,这会带来声誉资产沉淀成本;另一方面,因为这些主管部门和地方有自身独立的利益,让其所属企业退出本行业,无异于自己消灭自己.

其次,市场退出的决策主体错位.市场退出的决策本应由企业所有者(主要是出资者)做出,但对我国国有企业而言,由于"所有者缺位",退出决策成为部门,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公共选择的过程.从角度看,国有企业不会退出机制,因为这与国有制是相容的.如果允许退出,那么必然有非国有企业来接管.由于国有企业所有权不可退出,进而产生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不可转让性.同时,让一个亏损企业维持生产不仅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而且还显示当地的政绩,因而常常倾向于继续生产而不退出市场.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由于产权因素和债权因素的双层软化,维持亏损状态可以维持既得利益.

最后,来自企业"内部人"的障碍."内部人"是指由企业的经理人员和职工共同组成的利益集团.从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来看,由于在同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委托代理关系上,缺乏严格的监督约束机制,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如果企业要退出,许多老职工应当得到那部分非工资就会丧失掉,他们自然会出来抵制企业退出.这里当然也包括职工不愿意退出国有企业复杂的"惜退"心理成本.

(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导致体制性沉淀成本

首先,劳动市场不发达造成的沉淀成本障碍.由于目前中国的劳动市场发展缓慢,而且很不规范,国有企业职工在从某些产业退出时,借用现有的劳动市场实现大规模退出企业职工转移,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退出企业不得不付出一笔巨资解决职工的转移和安置问题.而且,企业与职工之间因信息不完全所导致交易成本也是阻碍职工流动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也无法利用工资这一价格信号引导职工寻找就业机会.

其次,资本市场不完善,不发达造成的沉淀成本障碍.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不发达,信息更加不完全,资本价格无法发挥配置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从某些产业退出时,不能很好地利用资本市场,实现退出企业资产的迅速转移或变现,使资本流向收益率较高的地方或部门去.因此在不完全的资本市场上,需要借贷和资本供求者必须支付巨大的搜寻,签约和履约等交易成本.

最后,产权市场发育滞后造成沉淀成本.产权市场是市场条件下实现配置的一种重要制度安排,是市场退出的重要渠道.而我国产权市场发育滞后,非市场化倾向明显,市场退出多数停留在"关,停,并,转"上,导致产权交易不活跃,不少产权市场还是有场无市,规模小,交易极为清淡,退出企业的资产和产权无人问津,加上中介组织不足,业务人员素质低,信息量少,中介服务功能不强,这一切都造成产权交易困难重重,加大退出成本.

(四)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形成的社会性沉淀成本

由于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国有企业从某些产业中退出时,无法将原有企业部分离退休职工转交给社会,而必须自己承担这部分职工医疗,住房和养老金等成本.换言之,国有企业面临"企业办社会,债务负担和冗员负担"三大障碍,一并产生显著的社会性沉淀成本.企业办社会是就业,和保障三位一体的体制,不能随便解雇职工,如果解雇工人,需要承担起身份置换成本.冗员问题与企业办社会极其相关,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职工很难自由退出,因为身份一旦变化,,就业和保障将丧失掉.国有企业职工失业不仅仅失去工资,而且还会失去和保障利益.如果不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职工不会流动,阻碍国有企业自身调整.

三,沉淀成本与企业制度变迁模型分析

我们具体考虑一个企业的投资决策,以比较有无沉淀成本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令It是经济主体在时间t 的投资数量,It=It++It—,It+为正投资,It—为负投资.It有助于增加经济主体控制的资本数量,如下式(1):

Kt= (1-a) Kt-1+ It (1)

其中,Kt 是在时间 t 资本数量, a 是固定的资本折旧率.我们理解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我们便可以理解其进入与退出行为.

在时间 t , 经济主体的利润函数为лt=R(Kt)-C(It), 其中 R(Kt)为总收益,C(It)为总成本.将等式(1)放到成本函数中会产生 лt=R(Kt)-C[Kt- (1-a) Kt-1]. 经济主体的利润约束为:

лt=R(Kt)-C[Kt-(1-a) Kt-1] (2)

此时,我们可以考虑It投资行为的符号: 当经济主体进行投资时,它可能为正 (It+>0);当经济主体在资本市场上不融资时,它可能为零(It=0);当经济主体负投资时,或者为负[-(1-a) Kt-1 如图1所示,由于S>s,这说明至少发生部分沉淀,一旦投资者投资失败,有可能因沉淀成本的存在带来滞后效应或锁定效应.不仅会影响退出,而且还会阻碍进入,这与标准的新古典结论不同,具体表述如下:

(1)沉淀成本将使经济主体没有任何激励参与资本市场.例如在投资行为2.

(2)沉淀成本可以产生不可逆行为和滞后效应.当初始条件消失时,特定的变化不会恢复原状,这说明滞后效应以不可逆效应为特征.例如,我们考虑经济主体在时间t处于投资行为2,在时间t+1处于投资1,在时间t+2返回投资2.这个经济主体将在时间t+1进行投资,但是在时间t+2不会进行负投资,尽管初始信号使经济主体在时间t+1进行投资,但却不会在时间t+2返回初始投资状态.

(3)在沉淀成本情况下不确定性对投资有不利影响.我们考虑经济主体有退出可能性.在有沉淀成本的情况下,这意味着经济主体在后来的负投资时需要支付沉淀成本可能性,即遭受净收入损失可能性:沉淀成本越大,面对的可能性越大,投资的负激励越强.同时这也意味着不确定性和沉淀成本相互作用影响投资激励.

(4)沉淀成本构成进入壁垒.在某种意义上说,进入需要进行投资.这样,沉淀成本和风险相互作用阻碍进入.换句话说,沉淀成本和风险在一般情况下构成进入壁垒.

(5)考虑退出激励.考虑投资者的负投资(退出),而且有重新投资或重新进入的可能性.在有沉淀成本情况下,经济主体将面对后来重新投资或重新进入的沉淀成本:沉淀成本越大,面对的沉淀成本可能性越大,负投资(退出)的激励越小.这表明不确定性和沉淀成本减少企业负投资和退出有负面激励,构成了退出壁垒.

因此说,沉淀成本与不确定性共同作用减少生产要素流动性,它们影响企业投资激励进行负投资(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沉淀成本和不确定性使标准竞争模型难以成立,此时生产要素最优配置难以实现.在资产沉淀区域内,产品价格信号对指导配置毫无用处.换言之,沉淀成本越大,资产沉淀区域越大,产品价格信号越弱,越容易造成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反之亦然.同样,沉淀成本与不确定性相互作用减少流动性,它们影响企业投资激励(进入)以及负投资(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沉淀成本和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使标准竞争模型难以成立,从而因Ss之间有差距而造成路径依赖.

由此可见,因高度不确定性,市场和制度发育不足,以及二手资产市场不完善,一旦发生沉淀成本,必然会阻碍企业所有者自由退出与进入.只要能够获得准租金,企业是不会退出市场的.同时,企业所有者还会取制度或政策来追求更多的准租金,降低或补偿Ss之间的差距,从而造成自身的路径依赖.

正是降低或补偿沉淀成本Ss避免出现利益损失这一基本动机,使企业所有者由事前追求利润最大化转为事后追求准租金最大化,例如取重新签约,一体化,垄断等非市场制度,从而造成滞后效应和锁定效应.

四,沉淀成本与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将上面这一经济模型应用到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方面,我们很容易发现经济性,体制性和社会性沉淀成本约束了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由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造成了极大的政策性负担.如前所述,由于信息不完全,资产专用性和契约承诺的存在,不仅会带来经济性沉淀成本,而且还会带来体制性和社会性沉淀成本,尽管国内学者大量关注社会性沉淀成本,但往往忽略经济性沉淀成本,特别是忽略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沉淀成本的存在,往往无法解释国有企业的路径依赖经济行为.

因此,在国有企业难以退出市场的情况下,沉淀成本必然影响国有企业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往往出现沉淀成本效应,并不是如新古典经济学所说,"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吧".所有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准租金补偿沉淀成本,除了让国有企业之间取非市场制度退出外, 如垂直一体化,长期契约,信息共享等,还取各种经济政策,包括补贴和优惠财税政策,目的增加准租金.在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1)实行垄断,提高产品价格避免竞争,追求更多的准租金.

(2)鼓励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以提高边际产量,创造更多的准租金.

(3)国有企业上市,实行股份制和债转股等,以增加准租金.

(4)尽量减少可补偿成本,减少工资和裁员等,以增加自己的准租金.

(5)实行税收或补贴,目的提高企业参与者的激励机制,目的获得更多的准租金,等等.实际上,这些措施可以共同作用.

由此可知,当这三类沉淀成本不全为零时,国有企业必然取非市场制度退出以及各种经济政策追求准租金最大化,直到准租金为零或负时无法补偿任何沉淀成本,他才会退出.否则,他会等待退出,类似于实物期权理论(Dixit and Pindyck,1994)[3].这一理性行为恰恰是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补偿沉淀成本这一过程,进而支配国有企业自身制度演变过程.因此说,国有企业的经济行为完全是其追求自身准租金最大化的过程,不退出市场并没有改变所有者的理性,从沉淀成本角度看,这恰恰是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理性所在.只有完全补偿投资成本,才能继续进行投资生产,否则因沉淀成本出现,不仅会出现财务危机无法进行再生产,而且还会给宏观经济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为此,只有完全补偿沉淀成本,才能切断国有企业的路径依赖,才能顺利走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否则,沉淀成本的存在会造成多重均衡.因而只有将降低或补偿沉淀成本作为制度创新或者政策创新的基本政策,才能加速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进程.

五,结语

对体制转型,战略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微观经济基础――国有企业来说,如果处于完全竞争或完全可竞争市场经济模型中,即资产具有完全通用性,没有任何沉淀成本,那么亏损国有企业会自由退出与进入市场或产业,会自发依靠价格信号追求利润最大化,不会出现路径依赖.然而,因体制转型时期,市场不完全,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极大,国有企业动态调整过程时经济性,体制性和社会性沉淀成本十分显著,此时由事前利润最大化转向事后准租金最大化以补偿或降低沉淀成本,从而造成了路径依赖.这一经济现象实际上体现了国有企业追求准租金收入最大化补偿沉淀成本这一理性过程,解释了国有企业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恰恰体现尊重沉淀成本,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分析.同时,我们也找到加速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在于降低或补偿国有企业身上各类沉淀成本.因此,除了大力完善市场制度外,也需要大力完善非市场制度,特别是也需要在化解沉淀成本上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或者降低沉淀成本,不论产权调整还是产业结构调整才能真正使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化,否则,相关的经济政策出台有可能固化现有的国有企业制度,难以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

参考文献:

[1] 张维迎,马捷.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J].经济研究.1999,(06):15.

[2]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4.

[3] Dixit,A.,1980,"The Role of Investment in Entry Deterrence,"Economic Journal,90(March):9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