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油价格下降解决方案最新消息今天_原油价格大跌意味着什么

1.造成中国石油垄断的原因

2.微波能解决世界石油危机吗？

1994年4月13日，国家为了进一步支持革命老区，由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陕西省签订了一份石油开协议（“4·13协议”）。该协议规定，从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割出来1080平方公里的矿区给地方，并允许延安和榆林的各县参与开发。不久，各县由于缺乏资金，开始招商引资。由此，大批外省的私人资本和当地的农民开始投资油井。中央一台每晚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温州一家人》中周万顺就是是这批外省投资者的典型写照。

2003年春，陕北地方取“先收井，后清算”的办法，突然强行将原由民营资本经营的陕北几千口油井资产“收归国有”。

投资者们称，此后的清算过程，也是以单方面定价为准，支付的回购款，只是他们实际投资的20%。7月开始，当地出现了长时间的大规模群众上访。投资者们声称在收回油井、进行结算的过程中、以及针对投资者上访时，都使用了强制手段，一些投资者是戴着手铐脚镣在兑付油井款的公证书上按下了手印。

投资者一度与派来回收油井的人员发生暴力冲突，也曾集体赴各级上访，但最终他们决定寄望于法律，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陕北油田案的主办律师朱久虎被靖边县警方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和“非法集会”罪名刑事拘留。此案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行力天生具有自我扩张性，《行政许可法》实施一周年来，建立有限、透明、服务的理想已经露出希望的曙光。但由于《行政许可法》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的审批权力，原来坐拥巨大权力的一些既得利益部门和官员，自然不会甘心，因此需警惕新一轮的行力扩张冲动。 1993年，陕西省榆林地区行署颁布了《榆林地区石油矿产勘查、钻管理暂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榆林地区石油勘探开发委员会（油气管委办）是榆林地区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管理的主管部门，其职责是负责全区石油勘查、开发利用的整体规划和滚动发展，具体钻方案的制定及钻井位的审批……钻石油的井块和区块的具体审批程序，在地区油气管委办审查批准后，钻单位持批件到地区矿管部门办理矿许可手续。”

《暂行办法》中明确：“按程序获得石油勘查、开批准文件和矿手续单位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这个暂行规定中，明确说明榆林地区矿管部门可以办理石油矿许可手续。“从法律上讲，地区矿管部门如果没有国家委托或授权就办理矿手续，那它肯定是越权了。但不管地方是否越权，广大投资者矿许可证是按程序真金白银从一级手中买来的。”作为陕北民营石油投资人的委托人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啸对《商务周刊》说。

尽管都说他们有这个矿证，但接受访的陕北农民中没人能够拿出来。他们的解释是，2003年8月，他们一夜之间被从山上赶了下来，什么东西都没让带。“事实上不光这些投资人拿不出来，我们在当地的工商税务等部门也调不出来。”胡啸说，再退一步，即便投资人手里没有矿许可证，按照“4·13协议”与投资人联营的县钻公司也是被授权可以矿的，“因此陕北这些农民投资人的矿许可是有法律依据的，不是非法的”。

1994年4月，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陕西省签署了“4·13协议”，这份协议允许陕西省与在陕北的中石油长庆油田合作在规定地段开发油田。协议第三条第四款规定，为支持陕北地方经济发展，从当地各县钻的实际出发，拟从长庆局依法登记的工业带勘探范围内划出约500平方公里，由安塞等6县组织开发；从延长石油公司依法登记的区域内划出约580平方公里，由延安等7市县组织开。

这是此后8年里延安、榆林各县钻公司及其联营公司开本地石油的最重要依据。“4·13协议”同时明确，区域界定后，在长庆油田、延长油矿登记的范围内进行共同开发和划给地方单位开发的探矿权、矿权保持不变，经国家和管理部门批准后，由长庆油田、延长油矿与有关开发实体签订委托协议，明确各方责任，报国家油气主管部门备案。

从这份协议可以看出，陕北油田的探矿和矿权一直是属于长庆油田和延长油田，各县的开发实体，也就是各县的钻公司，是受长庆和延长的委托进行开石油。 有了这一政策的支持，延安、榆林地区各县成立了15家钻公司，他们成立时的资金大部分来自银行。但不久县属国有钻公司就大部分陷入亏损，有的面临破产。眼看这些拥有长庆油田和延长油田油授权的公司举步维艰，一些县开始出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地投资商以与钻公司联营的方式进入陕北开石油，这其中主要是外省私人投资者。

此后，陕北地方利用这一开始大规模招商引资。据了解，在19年之后，陕北各产油县成了私营石油经济的大舞台，石油产业生长为地方的经济支柱。

据官方统计，到1998年底，延安、榆林地区各县石油开发总投入已达50.5亿元，其中联营企业32.9亿元，共钻井5561口，年产油量达到168万吨。石油开发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80%，6年增长了50倍，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从1040元，上升到17000元。

投资者们一般是与县签订一个《关于合作开石油协议书》，合同多为5年、8年，甚至无限期。在本刊找到的一份靖边县1994年关于合作开石油的有关规定上这样写道：“油井合作开期限由原回收投资后开5年改为长期合作开，完后油井设备交归县上。原定五五分成的合作5年后改为县分四成，投资方分六成。”

联营开的方式大多是县参与分成的依据，但实际上县并不出资，全部由投资人出资并承担风险。靖边县规定，投资商每占用一平方公里打油，要向交8万元。安塞县则规定，一口井打出油后要交11万元。到1996年，引进外来投资开发石油在陕北达到一个高峰，有1500多家公司涌入延安、榆林地区开。

“‘4·13协议’上所说的委托授权是个模糊的说法，因为矿权的获得很严格，这里没有把它说清楚，是为了不与《矿产法》冲突。但你给投资人一个井块和坐标，是用来干什么的呢？那不就是开石油吗？”胡啸反问到。

投资人与地方签订《关于合作开石油协议书》后，即开始申请井位，投资打井，在这个过程，油井的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收益权自然就归投资人所有。对于这“三权”，地方与投资者争议不大，因为在此后的强行收井阶段，也始终承认投资人有油井的“三权”。

拥有矿权间接授权和完整的油井“三权”的投资人，在地方招商引资引导下，开始大干快上。时间到了1999年，这是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当年10月，国家经贸委和国土部联合下发“国经贸石化（1999）1239号文件”，要求地方各级和部门要坚决停止和纠正允许投资商参与石油开，并根据联营企业的不同情况分别取划转、收购、兼并资产入股等多种方式并入陕西延长石油工业集团。

然而，不幸的是，陕北当地大部分“油老板”的油井及“三权”正是在1999年和2000年获得的。据延安和榆林的官方统计，到2000年底共引进私人投资者1039家，打出油井4473口，形成原油生产能力100万吨，有效投入资金55.5亿元，上交税收11亿多元。石油给延安、榆林两市带来的财政收入分别占当地财政总收入80%和27.8%。

胡啸说：“据我了解，1999年之后，一些县不仅仍在大规模的招商开油井，而且矿许可证仍在发放，矿权和油井也允许买卖。”

任光明和渠斌文都是1999年在靖边县继续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进行招商引资之时成为油井投资人的。“当时鼓励我们当地人投资，所以我和宝鸡的几个朋友注册登记了一家宝钛实业公司。开始和签的合同写的合作开发期是‘长期’，我们先后投入了540万元的资金，打了6口井，其中只有两口是干井，另外4口井合计日产量约5.7吨。”渠斌文介绍说，“2000年，我们公司又重新登记，把合作期缩到2006年。”

记者看到，公司营业执照上确实标明宝钛公司的经营期限是到2006年10月15日。但事实上，2003年6月，当地开始收回“三权”。按照的补偿方法，渠斌文投资540万元打的6口井最后只得到了140万元的补偿。 开陕北石油风险最小的1994—1999年，投资者主要来自外省和本地的党政司法机关。此后，随着石油价格的上升，国家开始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原油流通秩序。

1999年夏天，国家经贸委等5部委和陕西省，就陕北地区石油开秩序等情况写成了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目前陕北地区实际形成了三类不同的石油开公司，一是具有油气开资质条件的长庆石油勘探局和延长油矿管理局，二是地方各县成立的钻公司，三是通过招商引资进入陕北地区从事石油开的联营公司。”

报告指出，根据《矿产法》及相关配套法规，国家对石油的勘探、开、审批实行一级管理，但事实上，陕北部分县在组织石油开过程中，给相当一部分投资商办理了可直接从事钻活动的证照，并作为联营企业给予开油区。

报告认为，地方各级和部门要坚决停止和纠正允许投资商参与石油开，严禁未经院批准的任何企业和个人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业务，要坚决停止和杜绝越权审批油田及井位的行为。

调查报告上报院后，得到院领导的批示：陕北地区是中国石油工业持续发展地区之一，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整顿这一地区石油开秩序，事关生产流通秩序的全局，也是管住源头的重要措施，一定要坚决依法行政，从严整顿。

1999年10月，国家经贸委和国土部联合下发文件“国经贸石化（1999）1239号文件”，即印发《关于陕北地区石油开秩序情况调查的报告》的通知。1239号文要求，陕西省要抓紧部署和落实规范陕北地区石油开秩序的意见。所以正在非法进行勘查和开活动的钻井、测井、试井、压裂、修井等作业必须立即停止，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清理自己的施工队伍，在12月31日前无条件撤出。

事情出现如此逆转，按照国土部一位长期从事石油研究的专家在接受《商务周刊》访时的解释，“最初国家是一片好心，但随着石油价格飞涨，地方感觉给得少，又向国家和中石油索要更多的油田。在中石油拒绝了地方的无理要求后，地方就和中石油打赖，大量引进民营资金抢占油田。这样上千家的民营石油开公司在陕北油，甚至越界开。形成了混乱的局面。”

地方是否真的索油不成而放任投资者抢占国有油田，我们无从得知，接下来的事实是，“1239号文件下发后，陕西省的有关部门并没有进行公布或下达，没有告知普通投资者”。胡啸指出，“一些党政司法部门的投资和一些与高层有密切关系的大投资者，纷纷在继续招商的大好氛围掩护下退出，这时进来接盘的就是陕北当地农民。”

到2001年，陕北油田的投资者大部分已被置换成当地农民为主体。

2002年9月1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延安市吴旗县私人油。受院委托，国家经贸委、监察部等有关领导分别到陕西督查石油整顿，要求立即收回个人油井收益权，严厉查处有关领导参与非法油行为。

巨大的压力向陕西省官员逼近，2002年10月15日，陕西省由主持在吴旗县召开了整顿石油开汇报会，会上决定彻底取缔所有联营开石油的公司，收回他们的经营权、开权。 11月，整顿方案出台，并以榆林、延安市的名义下发。文件下发之前，两市又组织财政、税务等部门开会研究收回油井的方案。

“这些通知和方案应该都存在，但联营公司的投资人根本就没见过。从1999年之后，我知道的第一份明示的收井文件就是2003年5月陕西省石油行业清理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取果断措施彻底收回联营单位油井收益权的紧急通知》。”胡啸所说的明示，就是指它下发到每个钻公司和联营公司。

2003年6月13日，榆林市召开紧急会议，王登记主持会议，并在会上强调，信心就是决心，进度问题就是态度问题，到了关键时刻，必须下大决心，一鼓作气，彻底拿回“三权”。有资料显示，王登记在会上提出三点：一，先接管后清算，一次清算，一步到位，原投资者彻底退出；二，严格执行无偿收回政策，凡投产满5年、投资收回的油井无偿无条件收回；三，产量核定要以历史测产、上缴原油、纳税票据为依据，决不能重新测产。

榆林市委组织部长刘培仓在会上强调，收回“三权”工作要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各级领导必须冲锋在前，以身作则，决不能逃避退缩。他指出，因为工作不力，已经处理了两名县级干部，“下一阶段，凡顶着不办，不能坚决执行市县有关决策，造成不良影响和工作失职的县级干部，还要按照组织程序进行处理”。

这就是榆政发（2003）55号文，也是日后强行收井过程的主要依据文件。

显然，地方官员们所受到的压力很大。2003年7月，榆林市王斌在接受媒体访时说，他在5月23日全市油井收回三权会上也作了讲话，大意是：省工作组到榆林检查工作时，明确要求我们限期完成收回三权，否则将追究市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的责任。在这种压力下，王斌在会上坚定地表示，6月底前仍不能完成任务的县，要追究县以上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的责任。

会上还特别强调，公检法要为收回油井保驾护航，提供坚强有力的法律援助和保护。清理整顿期间不得受理和支持影响、阻碍油井资产归并重组的一切诉讼和上访。

2003年8月，靖边县开始强行收回“三权”。使用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落实投资者在《收回“三权”资金兑付协议书》上签字画押，没有人知道，这其中有多少人像任光明那样被强制胁迫或像渠斌文那样强行兑付。渠斌文手中的《兑付协议书》上写着：“根据中央、省、市石油行业清理整顿有关精神，靖边县人民已将原招商引资开发地方油井的‘三权’彻底收回，并授权靖边石油钻公司统一管理，收油资金和兑付工作由钻公司承担。经双方同意，签订本协议。经双方认真协商，乙方（渠斌文）同意将位统编号小-318号油井及设备、财产，由甲方（钻公司）出资4.5万元予以收购。”

2003年春，陕北地方所谓的收回油井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的“收权”运动在陕北地区开始了。地方取“先收井，后清算”的办法，突然强行收回油田。2000多油老板的油井顷刻间挂上县钻公司的牌子，几十亿元民营资产变成了“国有”。投资者们称，此后的清算过程，也是以单方面定价为准，远远低于各大小投资者的计算价格。投资者们声称，支付的回购款，只相当于他们实际投资的20%。

胡啸认为，“从法律上讲，收回‘三权’的行为是县钻公司与联营公司解除合同关系。解除的理由是当初联营存在非法行为，由此产生的财产不具有合法性。现在叫‘收回’，那么就说明原先曾经下放过。如果当初是合法下放的，现在就不应该认定非法而解除合同，但显然，不解除合同，油井就收不回。这是县在回收‘三权’上存在一个悖论。”

不管是否存在悖论，记者访的靖边县私人投资的1800多口油井被靖边县钻公司“收购”。1998年时，靖边县钻公司资产只有500万元，负债2800万元，销售收入几乎为零。然而在收井当年即实现销售收入7亿元，2004年增长到9亿元。2005年9月14日，陕西省所属的中国第四大石油公司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靖边县钻公司正式更名为延长油田股份公司靖边油厂。到2006年，靖边油厂实现销售收入12.9亿元，上缴税费5.25亿元，实现利润1.51亿元，先后获得榆林市利税“百强企业”、“重点项目建设先进单位”等光荣称号。 2005年，延安、榆林两市14个县（区）钻公司完成整体移交延长石油集团公司，延长集团由此拥有了22个油厂。截止到2006年底，延长石油集团公司总资产600亿元，职工6万余人，当年生产原油926.6万吨，加工原油0万吨，实现销售收入403亿元，税金89亿元，利润76.7亿元，荣列2006年中国企业500强第100位，中国企业效益200佳企业第15位，中国企业纳税200佳第29位。重组后的股权比例是延长石油集团代表陕西省控股油田股份51%，延安市和榆林市各占44%和5%。

如此迅速的大规模扩张，无疑提升了这家中国第四大石油企业的雄心壮志。该公司宣称，到2010年，延长集团的原油产量和加工量将分别达到1200万吨和1265万吨，年销售收入、税利分别达到750亿元和200亿元，成为陕西第一名牌和中国知名企业，力争进入中国企业50强。一个更大的雄心是，该集团要力争在“十二五”期间跨入世界500强行列。

延长油田重组之前，在新疆、宁夏、黑龙江、吉林等地也发生过私人企业开中石油废弃油井的事例。“当时，国家取果断措施解决了这些问题，2006年以后，中国的石油天然气开发秩序完全理顺了。”一位接近国土部的人士指着2006年中国油气矿业权分布图对记者介绍，“你看，现在每一个区块的权属都很清楚。”

据国土部地勘司200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石油天然气（含煤层气）有效探矿权、矿权总数为1756个，总面积436.13万平方公里。

这些探矿权、矿权中，中石油持有探矿权、矿权793个，面积182．54万平方公里；中石化持有557个，面积.86万平方公里；中海油持有288个，面积139.23万平方公里；延长油矿持有41个，面积10.89万平方公里。

石油秩序在版图上理顺并不意味现实的矛盾已然解决。一些投资者声称，由于的单方面定价远低于各大小投资者的计算价格，支付的回购款只有他们实际投资的20%。这起涉及陕西延安、榆林地区15个县的上千名“油老板”和数万农民，他们曾经拥有5500余口油井，据称价值70亿元以上，因此被一些学者和媒体称为“保护私有财产第一案”。自2003年以来，一些不甘心的投资者取了一系列维护个益行动，包括司法诉讼、上访、发动舆论声援、组织座谈会、开办网站等。

2006年4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正式接受陕北200多家企业，2000名多石油投资人的委托。接手这一案件后，该事务所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并与积极沟通。最后，律师们建议，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实际和陕北油田案实情，讨论和争取投资者的“三权”难度很大，两年前冯秉先等投资者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处徒刑，即与他们坚持要求产权有关。

“我们和投资人一起讨论的结果是‘要补偿，不要产权’，这样才可能和之间搭起一个解决问题的平台。”胡啸说，“收回三权的行为，并非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但主要问题是，1、对于之前被投资人信任的行为，谁应承担责任，投资人不是的对立面，他们是被害人；2、征收行为，需要一个合理的补偿，这个合理是双方面需要论证、听证得到的，而不能是单方面的；3、以钻公司为主体的承受权利，其实质是单方面解除合同后的补偿问题，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需要协商一致。”

这个思路给曾经山穷水尽的任光明、渠斌文等人带来了新的希望，据渠介绍，6月份陕西省信访办一位刘姓干部告诉他，6月14日，全国人大在一份民营投资者补偿问题的材料上签了处理意见，大意是“以个案方式解决”。这份材料被转回到陕西省，省里又转给了榆林市。

7月25日，渠斌文等到榆林市办公厅密件室并没查到这份文件。但这个消息还是让渠斌文感到高兴。据胡啸介绍，除了这份人大批示外，省信访局还有一个方案，大意是：一，收回三权是合理合法的；二，投资的民间借贷是非法的；三，投资者放弃“三权”是正确的；四，有些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在不否定行为的前提下，可以个案形式处理投资者问题。

陕北“油老板”们放弃自己油井的财产权、经营权、受益权已经一年多了。在访中，渠斌文表示：“国家要收回战略，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我们也不愿做历史的罪人，只要把我们投资打井和设备的钱还给我们就行了。”

造成中国石油垄断的原因

现今世界能源大的趋势可以归纳为增速趋缓、转型加快。中国和世界的一个共同趋势是向低碳、高效能的方向发展，所以各项能源的使用量会有升有降。

2016年的一项数据显示，世界各项能源当中增长最快的是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和风能，然后是水电、天然气，核电也有增加，但是煤炭和石油基本上仍是持平的，这是一个趋势。所以，整个能源结构是在往低碳、绿色的方向走。在增速方面，全球去年能源增速大概是1%，而中国的增速则是1.3%，基本上持平。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再来谈一下中国的能源问题。

中国低碳能源的“三驾马车”

首先，中国能源的头号问题还是要节能提效，因为中国的节能潜力还很大。2015年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贡献了全球15%的GDP，却消耗了全球23%的能源。也就是说，我们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是全球能源强度的1.5倍。当然，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进步了，较早之前需要消耗全球两倍的能源强度。就此而言，我们还有50%的可降低空间。

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规划到2020年要将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40%到45%，到2030年降60%到65%，这都经过了大量的论证。当然，国家所做的承诺其实是留有余地的，现在来看，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的降幅可能会达到50%左右。中国能源的浪费也很多，北京市交通委员会2012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仅北京堵车一项造成的各种浪费就相当于北京市GDP的7%。所以，中国要讲能源战略，首先得节能提效。

其次，能源结构仍需要调整。新能源，也就是非化石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都需要增长。而在煤炭、石油、天然气三个主要的化石能源中，相对低碳的是天然气，所以我有一个自己的提法，叫做中国的低碳能源有“三驾马车”，就是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要靠它们三个一起“拉车”，把低碳能源的比例拉上去。

去年中国的煤炭占一次能源的62%，这已经在进步。可以肯定地说，发改委公布到2020年，中国煤炭占一次能源的比例降到58%；到2030年，降至50%以下；到2050年，要降至30%，煤炭所占比例一定要降下来。其实，煤炭占比巨大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1913年的一项数据显示，全球的一次能源70%都是煤炭。

当今世界的能源结构：煤炭大概占29%，天然气21.2%，石油31%，剩下的非化石能源，占18%-19%。对比来看，中国的任务仍比较艰巨。拿什么在保证煤炭使用的前提下替代它，只有前面提到的“三驾马车”：天然气现在占一次能源的6%，非化石能源是13%，而国家规划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要增加到15%，2030年达到20%。到2050年，我们估计非化石能源加上天然气，应该能占到55%-60%，而煤炭降至30%左右。我们希望能提出这样一个目标，让中国的能源结构更加合理，向更加低碳的方向走。

煤炭的“去路”何在？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上述数据，也是现在存在分歧的地方：到底煤炭的比例能不能这么快地降下来？煤炭现在占我国一次能源的62%，也就是四十多亿吨原煤，但只有一半是用来发电的，剩下一半是直接燃烧的。后者中又有一部分是散烧煤，散烧煤一定要替代下来，这一点没有异议。当然，替代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保证农户等有能力使用更加清洁的能源，这是其一。

第二，钢铁、水泥等工业用煤占比很大。仅河北一省就产出两亿多吨钢铁，大家戏称，全球的钢铁第一是中国，第二是河北，第三是唐山，第四是美国，而钢铁产业需要消耗煤炭。现在这些高耗能产业已经趋于饱和，所以产业要调整，这一点不可否认，水泥亦是如此。所以，工业直接消耗的煤炭需要降低，这一块也非常重要。

第三，煤电方面。煤炭应该主要用来发电，相对集中的煤电污染可能也比较好控制。中国已经装机的煤电9亿千瓦，但却用不了这么多，现今煤电装机容量已经过剩。现在一座煤电厂一年可以运行6000小时，少一点的也达到5000小时，而前年则是4300小时，去年是4100小时，今年大约是4200小时，皆处在低效运行的状态。所以说，煤电的装机不应该再增加，因为已经过剩。

综上来看，中国已经连续三年煤炭的总消耗量在下降，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需求了。但仍有一块我认为会有争议：现在有人主张大力发展煤制油、煤制气。但煤制油在产出一吨油的同时还要产出五吨的二氧化碳，而平常消耗一吨煤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仅2.5吨，煤制气也要产生二氧化碳，且比煤制油还要多。从低碳的角度来看，为应对气候变化，是不应鼓励煤制油、气的。中国因为缺油、缺气，有一点这样的技术储备是可以的，但不应大肆开发。

此处还应提到科学产能的概念，中国如今每年产出近40亿吨原煤，什么叫科学产能？就是在保证生产安全和少影响生态环境前提下，对煤炭的开叫做科学开、科学产能，而中国现今科学产能的能力只有不到20亿吨原煤，所以要减少非科学产能。此外，在开以后要增加洗煤的比重，脏、差的煤不去用，这些都是煤炭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现在科学产能的能力不足，不得不容忍十几亿吨的非科学产煤，这就产生了很多问题，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安全问题等等。而作为煤炭替代品的天然气，因受限于我国天然气的总量和能够进口的总量，还做不到高比例。

这样分析下来，我认为中国煤炭消耗不会再增加。

美国依靠页岩气革命使得它的能源独立了，中国随之产生一种说法：我们也要进入气体能源时代，但我认为中国并不会进入气体能源时代。我们要大力提倡发展天然气，增加天然气现在只有6%这个比重，现在国家规划到2020年天然气能增长到10%，2030年希望这个比例能到15%，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天然气的概念指的是常规的天然气和非常规天然气，后者包括煤层气、页岩气、致密气和可燃冰等。

现在，我国三分之一的天然气依靠进口，这个比例应有所加大，因为我们自己增加开的量还不够，所以要提高进口的比例。如果15%这个目标能够实现，加上石油的贡献，两项占比最多也仅30%多。而现今全球的能源结构，“石油+天然气”的占比是超过50%的。

全球能源结构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煤为主阶段、油气为主阶段和非化石能源为主阶段，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开始调整这个结构，要增加非化石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的总量，往第三个阶段，即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结构走。

而中国的能源结构也是三个阶段，却有所区别：第二个阶段并不是油气为主阶段，因为中国的油气最多就到30%多。所以，中国能源结构的第二阶段，应该叫多元结构阶段，即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都“给力”，在这个阶段中各能源此消彼涨，逐步过渡到第三阶段——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阶段，这个是全球的大趋势，也是中国特有的模式。

中国的能源安全观应更加长远

对于能源安全观，我提几点概念。传统的能源安全是我需要多少，供给就要满足多少，供给不足的话就不安全了。中国并不缺少煤炭，而是缺少石油、天然气，所以真正的能源安全就是围绕石油、天然气的进口来转，这对目前的中国来讲还是重要的。但中国的能源安全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中国的能源环境安全观，需要把能源的环境安全提到战略高度，保证民众呼吸到好的空气，接触到干净的水和土壤，如果这些东西不能保证，我们为什么而奋斗？能源的环境安全观如果提到战略高度的话，国家就必须改变能源的结构。

微波能解决世界石油危机吗？

造成这种怪圈的原因是中国石油政策的不透明：“我们总要在国际市场上保密，市场很难对中国的需求形成稳定预期。石油进口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做生意，在商言商，一般而言，越公开透明越对自己有利，也越对生意伙伴有利，否则的话就会吃亏。”

量价齐升

来自海关的统计数据表明，今年1月中国进口石油836万吨，同比增长77.7%，平均进口价格上升了51%，净增11.1亿美元。

同时，原油和成品油价格的上涨，带动了其他互补性能源产品(如煤炭、天然气、电力等)的价格上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报告，受国际油价的影响，在2003年1月，国内能源及相关产品的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原油价格环比(与前月相比)上升7.6%，同比上升42.7%；成品油价格环比上升1.8%，同比上升25%；1月煤炭价格环比上涨0.3%，同比上升3.2%；电力价格也微幅爬升，环比上涨0.4%，同比上升1%；天然气价格环比上涨0.6%，同比上升0.7%。

“这是中国又一次在原油进口上实现了可观的量价齐升，与以前的粮食进口有着惊人的相似”，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说。

宋国青称，尽管中国只有不到10年的石油进口历史，有关特征尚不能在统计数据上显著地体现，但根据他对中国粮食40年进口历史的研究，中国的石油进口正在步粮食进口的后尘。“自从中国进口粮食以来，几乎没有一次不是在国际粮价的高点大量进口，而在最低点出口。

而石油进口正在走粮食的怪圈。”历史纪录显示，2000年，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一路上涨，而中国进口原油及石化产品也同时大增。来自海关的统计表明，2000年国际石油价格上升了62%，并导致相关化工产品平均涨价21%，但中国该年进口原油数量达到7013.4万吨，与1999年的3661万吨相比，几乎翻了一番。

量价齐升的后果是成本巨额上升，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大呢？中国的石油企业没有公布由此带来的损失。但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是，来自海关的权威人士估算，2000年仅原油进口一项，关税至少多缴了150亿元。“150亿关税是肉烂在锅里了，但中国用户为石油进口价格上涨支付的巨额成本，大都流到国外了。”宋国青说。

逢低减仓

而在接下来的2001年，中国原油进口又陷入另一个怪圈。从2000年末开始到2001年美国“9·11”之后，油价从30美元以上一路下滑到17美元一桶。但该年中国的进口原油数量为6025.5万吨，比2000年下降14.09%。

“中国现在的年进口量也只在7000万吨左右，而美国每年的进口量在2亿-3亿吨左右，所以中国原油进口的绝对数量在国际市场并不算很大。但是中国进口量的波动是国际市场上最大的，”宋国青说，“2000年，中国的进口需求增加得很突然，增加量约为3500万吨，绝对数也不算很大，但是这个数字占据了该年国际市场原油供应增加量的将近一半。来自中国的需求突然增加，打乱了市场本来的预期，其后果就是价格上涨。”

体现在月度变化的数字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趋势。1999年1月

至2月，是国际油价处于最低谷的时期，中国进口原油2.94万吨，比上年同期反而减少40%；1999年3月国际油价开始大幅回升，而中国的进口亦同时回升，当月进口原油433.25万吨，成为1998年以来最多的月份，是上月的2.6倍。在进口量不断大幅上升的同时，中国进口原油的到岸价也在同步上升，在进口量大幅下降的1、2月份，平均进口单价为89.59美元／吨；而到进口量大幅上升的3月份，这一数字上升到92.07美元／吨。

由此，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称，1999年是国际石油市场油价急剧上涨的典型的一年，也是中国石油市场“利用两种、两个市场”、体现“应变能力”的典型的一年。

宋国青称，造成这种怪圈的原因是中国石油政策的不透明所致：“我们总要在国际市场上保密，市

场很难对中国的需求形成稳定预期。石油进口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做生意，在商言商，一般而言，越公开透明越对自己有利，也越对生意伙伴有利，否则的话就会吃亏。”

战略储备无补短期波动

中国石油进口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国内石油市场格局。

尽管进口原油仅占国内市场的20%强，但其价格却已主导国内市场。根据1998年国家出台的《原油与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国内油企业的原油出厂价格基

本围绕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而在成品油方面，仍取新加坡、纽约、鹿特丹三地“盯价”，由国家计委在进口完税成本的基础上，加国内合理流通费用确定零售中准价，中石油、中石化在中准价上下8%左右的范围内确定零售价。

但是这种政策设计在价格的传导过程中却出现了断裂。周大地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中国石油市场的不对称性：

中国石油消费的市场化程度在迅速提高，但石油供应仍处于过度垄断之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几乎垄断了国内原油产出；而进口原油方面，拥有进口专营权的也只有四家(上述三家加上中化)，而依赖配

额生存的其它小规模进口商只能分享20%左右的配额；成品油的批发几乎由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垄断，而零售方面，两大公司在各自区域上都具有垄断力量。

周大地解释说，在这种体制下，国际石油购的方式，则由国有的石油外贸公司按国家分配的指标分月度组织进口，基本上用现货贸易方式从国际市场购买石油，导致经常出现了“买涨不买落”。

周大地称，中国石油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的严重不完善扭曲了供求关系和对未来价格的有效期望，中国石油用户既不能有效预见石油市场的风险，也不能取有效的经济措施和市场手段化解危机。“目前的体制根本难以应对国际市场价格的短期波动。”周大地说。

目前，很多专家表示中国必须建立国家石油战略储备来应对国际石油突发，周大地称这几

乎无助于解决短期的市场波动。宋国青甚至表示，国家石油战略储备从长远看来可能也没有作用。

“我们还是拿粮食打比方。从过去的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粮价和中国粮食储备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中国增加储备，世界粮价上涨；中国减少储备，世界粮价下跌。中国最近一次增加粮食储备是在1996年，当时是以2倍于现在的价格大量进口，到现在我们却以一半的价格在出口。”

宋国青问道：“粮食储备已经成为国家财政的一个大包袱，石油储备呢？”

如果让你列出微波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之处，你会想到什么？

一般人自然想到的是微波炉能够轻松、快速搞定晚餐这个功能。但工程师彼得·卡尔想到的是，将微波作为能源危机的解决方案。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石油这种不可再生日渐枯竭。当今世界还在激烈争论：石油和天然气的开究竟是一种经济机遇，还是环境的噩梦时，工程师卡尔却想到，微波可以提供一个更清洁、更环保的方式从油页岩中获得这些燃料。这一想法对大多数人来讲像是科幻片，但是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像星球大战之类虚幻的东西，而是可以实现的愿望。

开“非常规石油”的困境

今天，全世界使用的大部分原油都是从产量丰富的中东或拉丁美洲等地的油田中开而来的，这些石油都储存在结构比较宽松的沉积层中，便于开。但随着人类对石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现有油田的储藏量日渐枯竭，人类面临的能源危机越来越严重。

在此背景下，油页岩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油页岩又称油母页岩,是一种高矿物质含量的固体可燃有机沉积岩，它是由粉沙、淤泥和低等生物残体腐解的有机质沉积形成的。若将油页岩打碎并加热至500℃左右，就可以得到页岩油。页岩油是“非常规石油”，我国常称页岩油为人造石油。

油页岩传统的开方法是直接开，然后将油页岩放进干馏炉加热干馏，但这种原始的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生态及水质破坏严重。无论是露天矿还是井下矿，都需要把地下水位降低到含油页岩层的层位以下，开1立方米油页岩，一般需要抽出25立方米的地下水；矿水极大地增加了地表水、地下水中硫酸盐的含量。在巴西，油页岩矿长期破坏着矿山及其附近的生态平衡和水位水质的稳定。

二是灰渣污染严重。通过直接开得到的油页岩用于提炼页岩油或直接燃烧，产生大量灰渣，造成空气污染和环境污染。

三是直接开占地较多，一旦开就无法完全修复。

有鉴于此，现代开油页岩就在地下对油页岩矿层进行直接加热和裂解，促使其转化为高品质的油或气，再通过相关通道将油、气分别提取出来,集到地面进行加工。

但这种方法在开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地下岩层受热慢、破坏地下环境、油气杂质含量多等等。

近几年还兴起一种水力压裂技术法，它是将水、砂子和化学试剂掺杂制成压裂液，再灌进岩石深处并压裂岩石，最终释放出石油或天然气。这种方法尤其适合开页岩孔隙中的天然气，它的应用推动了美国天然气产量大幅增长，使美国从能源消费国转变为能源供应国，燃料由燃煤转变为天然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了一半左右。

但这项技术却伴随着高昂的环境代价，尤其是在水的消耗量上。美国有3.5万个靠水力压裂技术提取的油气井，每年要消耗多达5250亿升的水，这个数值相当于大约380万美国公民一年的用水量！再者，在技术应用上，水力压裂技术法是一种具有腐蚀性且暴力的方式。向地层注入的压裂液是非常不环保的化学试剂，比如用盐酸清除钻井里的水泥碎片或分解石灰石，其中还加了缓蚀剂、减摩剂、粘度降低剂和生物杀菌剂等等，严重损害了地下环境。

而彼得·卡尔微波开技术似乎正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和难点。微波辐射加热开油气的原理，是加热困在油页岩孔隙里面的水分，而受热沸腾的水会与固态的碳氢化合物（油气）混合，会变成液态。当继续加热时，混合液就变成蒸汽，通过油页岩的孔隙和裂缝流动，运移汇集到生产井，我们就可以在地表进行收集。

高效率、低污染

我们知道，尽管油页岩中石油含量丰富，但它却是一种热的不良导体。加热法开油页岩，一般是利用直接传导加热或对流加热的方法，但是这两种方法的热量传递速度十分缓慢，而且热量传递不完全。也就是说，传统的加热方法只能加热一部分岩石，遇到障碍物时，热量传递就会受阻。

然而，利用微波进行辐射加热，则克服了这些难点，它通过分子之间的相互碰撞、摩擦而生热，其能量利用效率高，物体升温非常迅速。而油页岩矿层本身的温度却不会过度增加，这样就减轻了对矿层生物的伤害。

另外，开过程中，岩石缝隙里的蒸汽能够抑制氧气的含量，使油井里的氧气能保持在较低水平，这样的话，氧气就不能轻易燃烧起来，也就意味着微波加热矿过程，没有地下火灾的风险。

微波辐射加热矿的整体效果，类似于高效率的水力压裂技术，但是整个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化学物品，也没有使水受到污染。微波发出的波束可能会烤熟在发射路上遇到的微生物，但它产生的伤害仍然低于水力压裂法中使用的酸性化合试剂。科学家表示，这是目前效率更高、对环境的影响更小的油气提炼方法。

事实上，微波辐射加热不仅不会像水力压裂技术一样消耗大量的水，甚至还能产生可饮用的纯净水。研究人员表示，虽然油砂的含水量仅占1%左右，但油页岩的含水量可达到20%左右。利用微波技术，开一桶原油或天然气，就能获得两到五桶的水。例如，美国西部的绿河中的地层，包含世界最大的油母页岩矿床，如果用微波加热开，那么每生产一桶油，就能获得两桶纯净水。斯坦福大学地球系统科学家罗伯·杰森说，如果微波技术可消除隙缝中的化学物质对水的需要，那将是科技的重大进步。

旧井废弃？不，重新利用

卡尔还想到了微波加热的另一种使用方式，就是疏通现有的石油和天然气钻井，在常规油井里，石蜡和其他杂质经常会堵住输油管道。而在水力压裂井中，页岩吸收水会膨胀或破碎，导致油气体的输出受阻，产量因此快速下降。

因为这些旧的油井的产油速率已经变得过于缓慢，甚至无法继续经营下去。尽管还剩余很多石油或天然气，人们仍旧遗弃许多这样的油气井，并开始在别的地方挖掘新井。

卡尔说，如果微波可以融化石蜡或蒸发掉水分，那么被废弃的油气井就可以重新有效地利用。如果我们可以从旧井生产更多石油，那么不用一直寻找新的油井，这可以有助于保护环境敏感和脆弱的油井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自然原生态环境。

另外，英国诺丁汉大学约翰·罗宾逊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正在研究一项微波技术，能够将困在钻孔岩屑的重油释放出来，或净化钻井过程中留下的被污染的油砂。当用微波加热这些物质时，被加热的水就会与重油混合在一起，带出这些被困住的重油，留下基本上干净通透的砂子。

这样的方法也可以用于净化砂、粘土、水、沥青的混合物——一种粘稠的石油泥浆混合物。在油气开过程中，人们一直尽量避免将石油泥浆混合物从地层中抽出来，之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运用条带开或露天开，这意味着要用大型液压挖掘机挖开地面，像加拿大的北部森林，地面被挖掘机夷平了数千平方千米！理所当然地，这引起了油气开发区人们的强烈抗议。

而英国石油巨头BP石油公司已经资助罗宾逊的研究团队，希望他们净化海洋钻取石油时带出的大量岩屑，并将这些净化后的岩屑安全地投回大海。

微波矿，问题与挑战

虽然微波加热会比原有的油气开技术更环保，但同样地，微波提取法的过程也会有碳排放。为改善这种情况，卡尔利用微波加热过程中的岩石裂缝，来存储微波发生器发电时产生的二氧化碳；或者将在微波发生器设置在可再生能源的地区。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油母页岩矿床位于多风的地区，风力发电的涡轮机就能为微波发生器提供充足的电力。

而我们需要谨慎的是，新技术的发展可能会染指新的矿产领域——例如，美国绿河地层储存大量沥青油，如果没有这项技术，沥青油就会永远留在地层中，我们也就不用考虑开油气可能引发的各种环境问题。

有些科学家表示，新技术可能会带来一场大灾难，因为新的方法能够提取更多化石燃料，从国家或全球的发展战略角度看，带来的后果将是疯狂的，可能会导致国家石油抢占状况加剧，还可能会快速增加地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但罗宾逊教授不这样看，他认为，微波加热开作为一种新型环保技术，应该是通往低碳经济的必要桥梁。因为目前，人类仍旧需要提取这些碳氢化合物（石油或天然气），来推动经济发展，从而才能促使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然而，微波加热提取油气的最大障碍不是技术、政治或环境等因素，而是来自石油或天然气市场。比如，这些年以来，石油价格从每桶超过100美元，去年年底开始暴跌，现在变成摇摆不定的大约50美元一桶，价格无望恢复到以前的高度。因此，矿公司投资新提取技术的兴趣低下，意味着技术投入实际应用的资金管道受到很大限制 ——除了旧井的修复项目。因此，若要发展这项技术，还要看油价是否足够诱人，以驱使矿公司来用。